第670章时间匆匆
1968年。春。
南郊基地的面积，比八年前扩了整整六倍。
最早那排砖混厂房还留著，被改成了基地歷史陈列馆。馆门口立著一块石碑，上面刻著两行字——“从一千块钱起步”。落款日期是1957年。
新建的研发大楼群从老厂区一路延伸到南五环外，十七栋实验楼、四座无尘车间、两个卫星地面站，外加一座能同时容纳三千名研究员就餐的中央食堂。
食堂二楼靠窗的位置，赵教授端著搪瓷缸子喝豆浆，对面坐著他的副手老钱。两人面前摊著一份生產报表。
“第四代微处理器的良品率到了百分之九十七点三。”老钱用筷子指著表格上的数字，“比上季度提了两个点。月產能八万片，全球订单排到明年三月。”
赵教授放下缸子，擦了擦嘴。“ibm那边什么动静？”
“他们上个月发了新闻稿，说360系列要升级。我让小刘拆了一台样机看了看——”老钱压低嗓门，“跟咱们三年前的水平差不多。”
赵教授没接话，筷子在桌上敲了两下。
“问题不在ibm。”他说，“问题在西门子和飞利浦。汉斯猫和荷兰那边的半导体研究所，去年开始集中攻关光刻工艺。方向判断没错，但他们买不到咱们的深紫外光源。”
“买不到就自己造唄。”
“造？”赵教授哼了一声，“深紫外光源的核心材料是氟化钙单晶，全球百分之九十二的產能在咱们南郊的三號车间。他们拿什么造？”
老钱咧了咧嘴，把最后一口豆浆灌下去。
这就是陈彦八年前定下的棋——不卖成品，卖原料；不卖整机，卖標准。等全世界的科研机构都用上了华夏生產的晶片、华夏制定的接口协议、华夏编写的中文作业系统，再想换赛道，沉没成本大到没人敢动。
事实证明，没人敢动。
1965年，第一批家用电脑“曙光-家庭版”在南郊基地下线的时候，约翰的《泰晤士报》的科技版用了整整两个版面做专题，標题翻译过来是五个字——“中文的胜利”。
因为这台售价一百二十美元的家用电脑，开机画面是中文，操作指令是中文，说明书是中文，技术支持热线的接线员说的也是中文。
英文版？有。贵百分之十五，而且技术文档更新要晚三个月。
三个月，在计算机行业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你用英文版跑出来的科研数据，等你写完论文准备投稿的时候，中文版的用户已经用新版本把你的结论推翻了。
剑桥大学计算机实验室主任亲自写信给校长，申请將“基础中文”列为理工科必修课。信里有一句话后来被《卫报》摘出来反覆引用——“如果我们的学生连操作手册都读不懂，我们培养的就不是科学家，是文盲。”
到了1967年底，全球排名前五十的大学里，有四十三所开设了中文课程。其中二十七所將中文列为理工科研究生入学的语言能力要求之一。
剩下那七所没开的，不是不想开——是请不到中文老师。
赵教授团队里有个年轻工程师，老家山东的，有回跟陈彦匯报工作时隨口提了一句：“陈主任，我表弟在公社教书，前两天来信说，县里的中学英语老师全改教中文了——教外国学生。美国来的留学生，在他们县里租了一排民房，天天跟村里老太太学发音。”
陈彦当时正在看图纸，头都没抬。
“正常。”
两个字。
——
1966年春天，陈彦把一份厚达三百页的技术文件交给了邮电部。
封面上印著八个字：“数字移动通信协议”。
邮电部的总工程师翻了二十页就翻不动了，不是看不懂，是手抖。
他干了三十年通信，从摇把子电话一路干到微波中继站。他知道这份文件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电话线可以不要了。意味著一个巴掌大的设备，能让北京的工人跟新疆的牧民直接说话。
“陈主任，这个……”总工的嗓子发乾，“这个要铺基站？”
“对。先在四九城铺三十个试验基站，半年內覆盖全城。技术可行的话，第二年推到十五个省会城市。”
“钱呢？”
“供销社出。基站设备南郊基地自產。铁塔用首钢的钢材。施工队用铁道兵转业的工程连。”
总工把文件合上，双手按在封面上。
“陈主任，我问一句——鹰酱那边，有这个东西没有？”
“没有。”
“毛熊呢？”
“也没有。”
总工深深吸了口气，站起来，把文件抱在怀里。
“我今天就上报部里。”
一年后，四九城的大街上开始出现一种新玩意——巴掌大，黑色塑料壳，上面有一排按键和一块小屏幕。
南锣鼓巷供销社的柜檯上，这东西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標价牌上写著：“华夏牌行动电话机。售价：85元。无需任何票证。”
排队的人从柜檯一直排到胡同口。
阎埠贵站在队伍最前面——他现在是南锣鼓巷小学的校长，消息一向灵通。
“三大爷，您都多大岁数了，还赶这个时髦？”后面有人喊。
阎埠贵把挎包往腋下夹了夹，扭头瞥了那人一眼。
“时髦？我这是工作需要。教育局昨天开会，说以后学校通知全用这个发。我不买，学校的通知我接不著，接不著通知我就安排不了教学，安排不了教学期末考试成绩下来谁负责？”
旁边一个大妈嘀咕：“一台八十五块，顶我两个月工资……”
阎埠贵嗤了一声。“两个月工资？你知道黑市上倒卖的什么价不？三百二。还有价无货。你不在供销社买，上哪儿买去？”
何雨柱从店里探出头，扯著嗓门喊：“別挤別挤！货管够！陈主任说了，南锣鼓巷的老街坊一户限购两台，当天买当天激活！”
——
1967年秋天。
全球第一条海底光缆从上海崇明岛出发，跨越东海，经过冲绳海槽——那里现在是华夏海军的常態化巡逻区域——一路铺设到菲律宾马尼拉。
这是华夏主导的“全球骨干网”计划的第一期工程。
光缆的核心材料是南郊基地自產的超纯光纤，信號放大器用的是星河系列处理器的定製晶片。整条线路的技术標准，从物理层到传输协议，全部是华夏制定的。
鹰酱的at&t公司得知消息后，紧急召开了董事会。会议记录后来被《华尔街日报》拿到了一份，里面有一段对话：
“我们能不能绕开他们的协议，自己搞一套？”
“不能。他们的光纤传输效率是我们的四倍。我们如果自己搞，等我们把线铺好，他们的第二代网络已经运行了。到时候全世界的数据流量都走他们的管道。”
“那就谈合作。”
“谈过了。他们的条件——网络节点的根伺服器放在四九城，域名解析规则用中文编码体系。我们只有接入权，没有管理权。”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最后，at&t的ceo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成了哈佛商学院的经典案例。
“签吧。总比被关在门外强。”
——
南郊基地的面积，比八年前扩了整整六倍。
最早那排砖混厂房还留著，被改成了基地歷史陈列馆。馆门口立著一块石碑，上面刻著两行字——“从一千块钱起步”。落款日期是1957年。
新建的研发大楼群从老厂区一路延伸到南五环外，十七栋实验楼、四座无尘车间、两个卫星地面站，外加一座能同时容纳三千名研究员就餐的中央食堂。
食堂二楼靠窗的位置，赵教授端著搪瓷缸子喝豆浆，对面坐著他的副手老钱。两人面前摊著一份生產报表。
“第四代微处理器的良品率到了百分之九十七点三。”老钱用筷子指著表格上的数字，“比上季度提了两个点。月產能八万片，全球订单排到明年三月。”
赵教授放下缸子，擦了擦嘴。“ibm那边什么动静？”
“他们上个月发了新闻稿，说360系列要升级。我让小刘拆了一台样机看了看——”老钱压低嗓门，“跟咱们三年前的水平差不多。”
赵教授没接话，筷子在桌上敲了两下。
“问题不在ibm。”他说，“问题在西门子和飞利浦。汉斯猫和荷兰那边的半导体研究所，去年开始集中攻关光刻工艺。方向判断没错，但他们买不到咱们的深紫外光源。”
“买不到就自己造唄。”
“造？”赵教授哼了一声，“深紫外光源的核心材料是氟化钙单晶，全球百分之九十二的產能在咱们南郊的三號车间。他们拿什么造？”
老钱咧了咧嘴，把最后一口豆浆灌下去。
这就是陈彦八年前定下的棋——不卖成品，卖原料；不卖整机，卖標准。等全世界的科研机构都用上了华夏生產的晶片、华夏制定的接口协议、华夏编写的中文作业系统，再想换赛道，沉没成本大到没人敢动。
事实证明，没人敢动。
1965年，第一批家用电脑“曙光-家庭版”在南郊基地下线的时候，约翰的《泰晤士报》的科技版用了整整两个版面做专题，標题翻译过来是五个字——“中文的胜利”。
因为这台售价一百二十美元的家用电脑，开机画面是中文，操作指令是中文，说明书是中文，技术支持热线的接线员说的也是中文。
英文版？有。贵百分之十五，而且技术文档更新要晚三个月。
三个月，在计算机行业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你用英文版跑出来的科研数据，等你写完论文准备投稿的时候，中文版的用户已经用新版本把你的结论推翻了。
剑桥大学计算机实验室主任亲自写信给校长，申请將“基础中文”列为理工科必修课。信里有一句话后来被《卫报》摘出来反覆引用——“如果我们的学生连操作手册都读不懂，我们培养的就不是科学家，是文盲。”
到了1967年底，全球排名前五十的大学里，有四十三所开设了中文课程。其中二十七所將中文列为理工科研究生入学的语言能力要求之一。
剩下那七所没开的，不是不想开——是请不到中文老师。
赵教授团队里有个年轻工程师，老家山东的，有回跟陈彦匯报工作时隨口提了一句：“陈主任，我表弟在公社教书，前两天来信说，县里的中学英语老师全改教中文了——教外国学生。美国来的留学生，在他们县里租了一排民房，天天跟村里老太太学发音。”
陈彦当时正在看图纸，头都没抬。
“正常。”
两个字。
——
1966年春天，陈彦把一份厚达三百页的技术文件交给了邮电部。
封面上印著八个字：“数字移动通信协议”。
邮电部的总工程师翻了二十页就翻不动了，不是看不懂，是手抖。
他干了三十年通信，从摇把子电话一路干到微波中继站。他知道这份文件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电话线可以不要了。意味著一个巴掌大的设备，能让北京的工人跟新疆的牧民直接说话。
“陈主任，这个……”总工的嗓子发乾，“这个要铺基站？”
“对。先在四九城铺三十个试验基站，半年內覆盖全城。技术可行的话，第二年推到十五个省会城市。”
“钱呢？”
“供销社出。基站设备南郊基地自產。铁塔用首钢的钢材。施工队用铁道兵转业的工程连。”
总工把文件合上，双手按在封面上。
“陈主任，我问一句——鹰酱那边，有这个东西没有？”
“没有。”
“毛熊呢？”
“也没有。”
总工深深吸了口气，站起来，把文件抱在怀里。
“我今天就上报部里。”
一年后，四九城的大街上开始出现一种新玩意——巴掌大，黑色塑料壳，上面有一排按键和一块小屏幕。
南锣鼓巷供销社的柜檯上，这东西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標价牌上写著：“华夏牌行动电话机。售价：85元。无需任何票证。”
排队的人从柜檯一直排到胡同口。
阎埠贵站在队伍最前面——他现在是南锣鼓巷小学的校长，消息一向灵通。
“三大爷，您都多大岁数了，还赶这个时髦？”后面有人喊。
阎埠贵把挎包往腋下夹了夹，扭头瞥了那人一眼。
“时髦？我这是工作需要。教育局昨天开会，说以后学校通知全用这个发。我不买，学校的通知我接不著，接不著通知我就安排不了教学，安排不了教学期末考试成绩下来谁负责？”
旁边一个大妈嘀咕：“一台八十五块，顶我两个月工资……”
阎埠贵嗤了一声。“两个月工资？你知道黑市上倒卖的什么价不？三百二。还有价无货。你不在供销社买，上哪儿买去？”
何雨柱从店里探出头，扯著嗓门喊：“別挤別挤！货管够！陈主任说了，南锣鼓巷的老街坊一户限购两台，当天买当天激活！”
——
1967年秋天。
全球第一条海底光缆从上海崇明岛出发，跨越东海，经过冲绳海槽——那里现在是华夏海军的常態化巡逻区域——一路铺设到菲律宾马尼拉。
这是华夏主导的“全球骨干网”计划的第一期工程。
光缆的核心材料是南郊基地自產的超纯光纤，信號放大器用的是星河系列处理器的定製晶片。整条线路的技术標准，从物理层到传输协议，全部是华夏制定的。
鹰酱的at&t公司得知消息后，紧急召开了董事会。会议记录后来被《华尔街日报》拿到了一份，里面有一段对话：
“我们能不能绕开他们的协议，自己搞一套？”
“不能。他们的光纤传输效率是我们的四倍。我们如果自己搞，等我们把线铺好，他们的第二代网络已经运行了。到时候全世界的数据流量都走他们的管道。”
“那就谈合作。”
“谈过了。他们的条件——网络节点的根伺服器放在四九城，域名解析规则用中文编码体系。我们只有接入权，没有管理权。”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最后，at&t的ceo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成了哈佛商学院的经典案例。
“签吧。总比被关在门外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