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8章 红德全国统一高考纪事2
时间回溯到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深夜十一时。
柏林，教育人民委员部大楼。
这栋位於菩提树下大街的老建筑，此刻灯火通明。
四楼的大会议室里，弗里茨·里希特坐在主位上，揉了揉发红的眼睛。
此刻他的眉头紧锁，盯著面前那份刚列印出来的数学试卷。
“第三题，再討论一遍吧。”
旁边一个年轻些的专家嘆了口气。
“里希特同志，我们已经討论五遍了。”
里希特抬起头。
“那就多討论一遍嘛。”
他把试卷推到桌子中央。
“合作社產量规划。这道题，到底难不难？”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开口了。他是数学命题组的组长，柏林大学的教授。
“从数学角度来说，不难。就是二次函数求最值。只要学过，都能做。”
里希特点点头。
“那为什么还有爭议？”
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年轻人举手。
“里希特同志，我能说几句吗？”
里希特看著他。
“当然可以。”
“这道合作社產量规划题，从合作社出来的孩子们一看就懂。因为他们从小就在听大人討论这些。
別的孩子可能需要想一想，但也不是做不出来。”
里希特点点头。
“沃格特同志说得对，那就这么定了。第三题，保留。”
他走回座位，坐下。
“下一题。”
爭论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
语文组的爭议最大。作文题《我为什么而学习》已经定了，但第二道大题的阅读选什么篇目，吵得不可开交。
有人主张选歌德的《浮士德》选段，理由是“体现德国的文化精髓”。
有人反对，说“太晦涩了”。
有人主张选海涅的诗歌，理由是“有革命传统”。有人反对，说“海涅的东西太政治，不適合考试”。
有人提议选一篇关於工业生產的科普文章，理由是“贴近现实”。
里希特听著他们吵，一直没说话。
最后，他敲了敲桌子。
“同志们，我提个问题。”
“你们选这些篇目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生活就是最好的文学呢。”
他指著那份爭议最大的篇目列表。
“这篇关於煤矿工人的报告文学，是去年《红旗报》发表的。作者是一个下过井的工人同志。
他写的，是他亲眼看见的东西。文字不漂亮，但真实。我希望孩子们能读得懂真实。”
他看向语文组长。
“就这篇吧。”
凌晨四时，最后一题审定完毕。
里希特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沃格特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茶。
“里希特同志，您辛苦了。”
里希特接过茶，喝了一口。
“沃格特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要农村教师参加命题吗？”
沃格特摇摇头。
里希特说：
“因为我们这些人，坐在柏林太久了。久了，就要忘了土地是什么味道。忘了农民的孩子在想什么。忘了工人的孩子需要什么。”
“教育不能飘在天上。要扎根。”
三月五日，上午九时。
韦格纳的办公桌上，摆著最后审定的试卷样本。
他一份一份地翻看。语文，数学，歷史，公民，自然科学。
翻到数学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很久。
那道合作社產量规划题。
他笑了。
他拿起笔，在文件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下几行字：
“教育不是选拔贵族，是选拔人才。考题要让工人农民的子弟也能答好。这道合作社的题，出得很好。”
他放下笔，把文件递给旁边的秘书。
“送给里希特同志。告诉他，我同意。”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上午九时，柏林大学附属中学考点门口。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停下。车门打开，走下来五个中年人。他们说著法语，带著一种难以掩饰的好奇和震惊。
这是来自法国的教育代表团。
带队的叫皮埃尔纳，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法国教育界的权威。
旁边一个年轻的隨员小声说：“贝尔纳同志，德国的同志们让我们进去参观。但不能打扰考生。”
皮埃尔纳点点头，走进校门。
他们被引导著，穿过安静的走廊，站在一间考场的窗外。
透过玻璃，他们看见几十个年轻人低著头，伏在桌上写字。没有人抬头，没有人张望，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皮埃尔纳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低声对隨员说：
“你知道巴黎的考场是什么样子吗？”
隨员摇摇头。
贝尔纳说：“有人交头接耳，有人偷看別人的卷子，有人带小抄。监考老师要不停地走来走去，不停地喊安静。”
他们继续往前走，经过一间又一间考场。每一间都一样安静，一样专注。
走到最后一间的时候，皮埃尔纳停住了。
那间考场的窗边，坐著一个拄著拐杖的男孩。他的左腿空荡荡的，但他的背挺得笔直，写字的手稳稳噹噹。
皮埃尔纳问陪同的德国同志：“这个孩子，是什么人？”
官员看了一眼，说：“工伤子弟。父亲死在矿上。是由国家全额资助读书的。”
皮埃尔纳沉默了很久。
走出校门的时候，他对隨员说：
“我们在教育上的方式方法还是要跟德国同志们学习啊。”
隨员问：“贝尔纳先生，您的文章……”
贝尔纳摆摆手。
“不写了。回去重新研究。”
同一时间，街角的咖啡馆里，一个穿著旧风衣的中年人正在低头写笔记。
他是《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名字叫詹姆斯·莫里森。他来德国三年了，写过无数篇报导，有讚扬的，有批评的，有中立的。
今天这篇，他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写。
詹姆斯抬起头，望著窗外。街对面就是考点门口，家长们还在那里等著。
詹姆斯低下头，看著自己的笔记本。
上面已经写了几行字：
“德国的高考，是一场精心组织的机器生產。十二万年轻人，被送入一千个考点，像原料被送入工厂，三天后出来，贴上標籤，分送到各个大学。这是对人的异化，是对个性的扼杀……”
他有些写不下去了。
他划掉那几行字。
重新写著：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爭。十二万年轻人，在为未来而战。他们的武器是笔，战场是试卷。
三天后，有人会贏，有人会输。但至少，他们都有机会上场。”
詹姆斯放下笔，望著窗外，他忽然想起自己的父亲。一个威尔斯矿工，一辈子没读过书，但把他送进了大学。
他低下头，继续写：
“我不知道这是对是错。但我知道，那些孩子的眼神，和我当年一模一样。”
下午三时，柏林的一家小旅馆里。
埃德加·斯诺坐在窗前，膝盖上放著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他来德国已经三年了，记录德国人民的生活日常已经是他的每日必做事情了。
斯诺翻开笔记本，开始写：
“在我看来，这不是考试。这是一个国家在培养未来的力量。”
他想起今天早上，在考点门口看见的一幕。
一个穿著旧大衣的男孩走进考场前，回头看了一眼。他的父亲站在人群里，穿著工装。两个人没有说话，只是对视了一眼。
那一眼里，有千言万语。
斯诺写道：
“在德国，教育不是特权，是权利。不是奢侈品，是必需品。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是所有人的机会。”
“你可以不喜欢他们的制度，可以不喜欢他们的口號，可以不喜欢他们的一切。但你无法不喜欢那些孩子。他们眼中的光，是一样的。”
“那光，叫希望。”
柏林，教育人民委员部大楼。
这栋位於菩提树下大街的老建筑，此刻灯火通明。
四楼的大会议室里，弗里茨·里希特坐在主位上，揉了揉发红的眼睛。
此刻他的眉头紧锁，盯著面前那份刚列印出来的数学试卷。
“第三题，再討论一遍吧。”
旁边一个年轻些的专家嘆了口气。
“里希特同志，我们已经討论五遍了。”
里希特抬起头。
“那就多討论一遍嘛。”
他把试卷推到桌子中央。
“合作社產量规划。这道题，到底难不难？”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开口了。他是数学命题组的组长，柏林大学的教授。
“从数学角度来说，不难。就是二次函数求最值。只要学过，都能做。”
里希特点点头。
“那为什么还有爭议？”
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年轻人举手。
“里希特同志，我能说几句吗？”
里希特看著他。
“当然可以。”
“这道合作社產量规划题，从合作社出来的孩子们一看就懂。因为他们从小就在听大人討论这些。
別的孩子可能需要想一想，但也不是做不出来。”
里希特点点头。
“沃格特同志说得对，那就这么定了。第三题，保留。”
他走回座位，坐下。
“下一题。”
爭论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
语文组的爭议最大。作文题《我为什么而学习》已经定了，但第二道大题的阅读选什么篇目，吵得不可开交。
有人主张选歌德的《浮士德》选段，理由是“体现德国的文化精髓”。
有人反对，说“太晦涩了”。
有人主张选海涅的诗歌，理由是“有革命传统”。有人反对，说“海涅的东西太政治，不適合考试”。
有人提议选一篇关於工业生產的科普文章，理由是“贴近现实”。
里希特听著他们吵，一直没说话。
最后，他敲了敲桌子。
“同志们，我提个问题。”
“你们选这些篇目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生活就是最好的文学呢。”
他指著那份爭议最大的篇目列表。
“这篇关於煤矿工人的报告文学，是去年《红旗报》发表的。作者是一个下过井的工人同志。
他写的，是他亲眼看见的东西。文字不漂亮，但真实。我希望孩子们能读得懂真实。”
他看向语文组长。
“就这篇吧。”
凌晨四时，最后一题审定完毕。
里希特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沃格特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茶。
“里希特同志，您辛苦了。”
里希特接过茶，喝了一口。
“沃格特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要农村教师参加命题吗？”
沃格特摇摇头。
里希特说：
“因为我们这些人，坐在柏林太久了。久了，就要忘了土地是什么味道。忘了农民的孩子在想什么。忘了工人的孩子需要什么。”
“教育不能飘在天上。要扎根。”
三月五日，上午九时。
韦格纳的办公桌上，摆著最后审定的试卷样本。
他一份一份地翻看。语文，数学，歷史，公民，自然科学。
翻到数学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很久。
那道合作社產量规划题。
他笑了。
他拿起笔，在文件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下几行字：
“教育不是选拔贵族，是选拔人才。考题要让工人农民的子弟也能答好。这道合作社的题，出得很好。”
他放下笔，把文件递给旁边的秘书。
“送给里希特同志。告诉他，我同意。”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上午九时，柏林大学附属中学考点门口。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停下。车门打开，走下来五个中年人。他们说著法语，带著一种难以掩饰的好奇和震惊。
这是来自法国的教育代表团。
带队的叫皮埃尔纳，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法国教育界的权威。
旁边一个年轻的隨员小声说：“贝尔纳同志，德国的同志们让我们进去参观。但不能打扰考生。”
皮埃尔纳点点头，走进校门。
他们被引导著，穿过安静的走廊，站在一间考场的窗外。
透过玻璃，他们看见几十个年轻人低著头，伏在桌上写字。没有人抬头，没有人张望，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皮埃尔纳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低声对隨员说：
“你知道巴黎的考场是什么样子吗？”
隨员摇摇头。
贝尔纳说：“有人交头接耳，有人偷看別人的卷子，有人带小抄。监考老师要不停地走来走去，不停地喊安静。”
他们继续往前走，经过一间又一间考场。每一间都一样安静，一样专注。
走到最后一间的时候，皮埃尔纳停住了。
那间考场的窗边，坐著一个拄著拐杖的男孩。他的左腿空荡荡的，但他的背挺得笔直，写字的手稳稳噹噹。
皮埃尔纳问陪同的德国同志：“这个孩子，是什么人？”
官员看了一眼，说：“工伤子弟。父亲死在矿上。是由国家全额资助读书的。”
皮埃尔纳沉默了很久。
走出校门的时候，他对隨员说：
“我们在教育上的方式方法还是要跟德国同志们学习啊。”
隨员问：“贝尔纳先生，您的文章……”
贝尔纳摆摆手。
“不写了。回去重新研究。”
同一时间，街角的咖啡馆里，一个穿著旧风衣的中年人正在低头写笔记。
他是《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名字叫詹姆斯·莫里森。他来德国三年了，写过无数篇报导，有讚扬的，有批评的，有中立的。
今天这篇，他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写。
詹姆斯抬起头，望著窗外。街对面就是考点门口，家长们还在那里等著。
詹姆斯低下头，看著自己的笔记本。
上面已经写了几行字：
“德国的高考，是一场精心组织的机器生產。十二万年轻人，被送入一千个考点，像原料被送入工厂，三天后出来，贴上標籤，分送到各个大学。这是对人的异化，是对个性的扼杀……”
他有些写不下去了。
他划掉那几行字。
重新写著：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爭。十二万年轻人，在为未来而战。他们的武器是笔，战场是试卷。
三天后，有人会贏，有人会输。但至少，他们都有机会上场。”
詹姆斯放下笔，望著窗外，他忽然想起自己的父亲。一个威尔斯矿工，一辈子没读过书，但把他送进了大学。
他低下头，继续写：
“我不知道这是对是错。但我知道，那些孩子的眼神，和我当年一模一样。”
下午三时，柏林的一家小旅馆里。
埃德加·斯诺坐在窗前，膝盖上放著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他来德国已经三年了，记录德国人民的生活日常已经是他的每日必做事情了。
斯诺翻开笔记本，开始写：
“在我看来，这不是考试。这是一个国家在培养未来的力量。”
他想起今天早上，在考点门口看见的一幕。
一个穿著旧大衣的男孩走进考场前，回头看了一眼。他的父亲站在人群里，穿著工装。两个人没有说话，只是对视了一眼。
那一眼里，有千言万语。
斯诺写道：
“在德国，教育不是特权，是权利。不是奢侈品，是必需品。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是所有人的机会。”
“你可以不喜欢他们的制度，可以不喜欢他们的口號，可以不喜欢他们的一切。但你无法不喜欢那些孩子。他们眼中的光，是一样的。”
“那光，叫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