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价值五百里拉的脑袋
伊斯坦堡的雨下了整整三天，把这座城市原本就骯脏的街道变成了一片烂泥塘。
但即使是这样大的雨，也没能冲刷掉佩拉区那些电线桿上新贴出的通缉令。
油墨还没干透，雨水让那个奇形怪状的画像流著眼泪。
查尔斯·贝內特少校很不优雅地將那杯还在冒热气的红茶顿在了桌面上，茶水溅湿了一份来自军情处的加急档案。
他精通土耳其语，甚至能读懂奥斯曼人的诗。
窗外，有轨电车叮叮噹噹的声音穿过厚重的玻璃传来，混合著留声机里《蒂珀雷里在远方》的歌声，別有一种英伦风味。
这首歌当然很棒，这可是英军最著名的军歌，现在虽然战爭结束，但作为驻军的怀旧曲目相当荣耀，且合適。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贝內特少校指著桌上的报告，“为什么报告里说，带头的人没抓到？”
站在他对面的情报官有点尷尬：“长官，这很困难，应该就是个混子。”
要在几千人的暴乱中精准锁定一个平民的身份也太强人所难了，福尔摩斯可不会去殖民地探案。
那个被砸了钢盔的英国军官可能记得一些目標特徵，但他脑子晕晕的，要是没被砸著脑袋就好了，可要是不被砸著脑袋又很难去记忆目標特徵。
“混子？”贝內特少校气极反笑，他抓起那份战损报告，“就在昨天，那个混子带著一群暴徒，用石头和那该死的管钳，报销了我们两挺刘易斯机枪，砸烂了一个宪兵岗亭，还顺便让三个皇家苏格兰团的小伙子住进了医院！其中一个脑袋上还中了黑枪！”
许克吕大概会觉得很欣慰，他自己都不知道黑枪到底有没有中，或许指的是枪柄也说不准？
贝內特少校走到窗前，看著下面熙熙攘攘的佩拉大道，打著阳伞的法兰西贵妇和穿著笔挺西装的黎凡特商人正小心翼翼地避开水坑，而在金角湾的对岸……
该死的贫民窟。
“他不是混子，是个暴民，很危险，和安纳托利亚的傢伙一样。”贝內特少校转过身，声音变得冰冷，“哈林顿將军很不高兴，我们占领这里是为了维持秩序，不是为了让他们用屁股蹭上我们的靴子。”
他拿起钢笔，在那份通缉令上狠狠划了一道。
英国人的签名反正没人看懂，无所谓了。
“把他找出来。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贝內特停顿了一下，“但如果是死的，別把脸打烂了，我得把他的脑袋掛在加拉塔大桥上，让每一个捡石头的奥斯曼人看看。”
“悬赏金额是多少，长官？”
“五百里拉。”贝內特冷哼一声，维持秩序高於一切，为此他可以处决任何人，“或者是五十英镑，对於这群连黑麵包都要掺沙子吃的穷鬼来说，这是一个连亲妈都可以出卖的价格。”
“她们早就卖了……”
这笔钱足以让一个体面的邻居、一个平时笑脸相迎的杂货店老板，甚至医学院里某个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快要饿死的学生，立刻变成出卖抵抗者的犹大。
然而就像贫民窟和佩拉大道一样，伊斯坦堡的割裂可以存在於任何地方，贝內特少校只懂得属於佩拉大道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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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已经是第三次被送回来了。
这一次，送他回来不是警察局的马车，而是一辆满是泥浆的平板手推车。
两个好心的邻居把他搀扶下来时，老人的腰弯得像是一张被拉坏的弓。
“爸爸！”蕾拉哭著衝出门，却被母亲死死拉住。
母亲泽伊內普没有哭，她的眼睛红肿，但手很稳。
她帮丈夫脱下那件被撕破了领口的旧大衣，大衣下面，体面的白衬衫上印著几个刺眼的靴印。
“他们打你了？”蕾拉捂著嘴，声音颤抖。
“没有。”哈桑坐在那把修补过的旧藤椅上，因为疼痛而吸著冷气，“只是问话，但他们不想让我坐下，也不想让我睡觉。”
连续四十八小时的站立审讯。
那些翻译官用蹩脚的土耳其语一遍又一遍地问同一个问题：许克吕在哪里？
英国人不知道暴动的头目是谁，但他们知道失踪已久的许克吕有嫌疑，类似的傢伙他们抓了不少，抓对了抓错了无所谓，能让老爷们看到他们正在为机枪暴动事件积极处理就行。
哈桑是个在財政部兢兢业业抄写了三十年税单、甚至被欠薪都不敢对上司大声说话的老实人，在那四十八小时里，老老实实的沉默著。
“喝点汤吧。”母亲端来一碗热汤，里面飘著几片薄荷叶。
太丰盛了，有点不好意思。
哈桑推开碗，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蕾拉，把灯灭了。”
“什么？”
“灭灯，把窗帘拉严实。”
房间陷入了黑暗，只有窗外的雨声。
哈桑摸黑走到墙角的柜子前，里面放著他的公文包和那把象徵他儿子身份的海军佩剑。
屋子里其实没太多家具，国家財政早就崩溃，受协约国控制，政府几乎无力支付薪水，想哈桑这样的奥斯曼旧官僚生活陷入赤贫，家產能卖的都卖了个七七八八。
即使如此，英国宪兵依然反覆搜著这间房子，把柜子里卖不出去的书扔得满地都是，甚至拆开了枕头芯子。
但他们没找到那把剑。
因为在第一次被带走之前，母亲就已经把它缝进了那个因为太大而无人问津的旧棉被里。
哈桑用剪刀拆开了棉被的一角。
那柄有著镀金护手和鯊鱼皮握把的海军佩剑滑了出来，这是许克吕从海军学院毕业时，哈桑花了半年的薪水为他定製的。
“我们要把它交给警察吗？”蕾拉小声问，她害怕了，她真的害怕哥哥会被抓住。
“不。”哈桑的声音突然变得坚硬，“奥斯曼军人的剑只有两个去处，敌人的胸膛，或者英雄的坟墓，绝不能在英国人的赃物库里生锈。”
他拿起那把剑，推开了通往后院的小门。
后院泥泞不堪，种在那里的几株西红柿早就枯死了。
哈桑不顾泥水弄脏裤腿，跪在地上，用一把生锈的铲子开始挖坑。
“许克吕没死。”他一边挖，一边低声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这个破碎的国家说，“我知道那小子没死，他会把剑拿回去的。”
哈桑不知道许克吕在做什么，或许加入了地下抵抗组织，或许去了安纳托利亚，但一定会回来。
泥土渐渐盖住了金色的护手，盖住了那个刻著奥斯曼国徽的剑鞘。
哈桑站了起来，但还是站不太直，但他站起来了。
但即使是这样大的雨，也没能冲刷掉佩拉区那些电线桿上新贴出的通缉令。
油墨还没干透，雨水让那个奇形怪状的画像流著眼泪。
查尔斯·贝內特少校很不优雅地將那杯还在冒热气的红茶顿在了桌面上，茶水溅湿了一份来自军情处的加急档案。
他精通土耳其语，甚至能读懂奥斯曼人的诗。
窗外，有轨电车叮叮噹噹的声音穿过厚重的玻璃传来，混合著留声机里《蒂珀雷里在远方》的歌声，別有一种英伦风味。
这首歌当然很棒，这可是英军最著名的军歌，现在虽然战爭结束，但作为驻军的怀旧曲目相当荣耀，且合適。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贝內特少校指著桌上的报告，“为什么报告里说，带头的人没抓到？”
站在他对面的情报官有点尷尬：“长官，这很困难，应该就是个混子。”
要在几千人的暴乱中精准锁定一个平民的身份也太强人所难了，福尔摩斯可不会去殖民地探案。
那个被砸了钢盔的英国军官可能记得一些目標特徵，但他脑子晕晕的，要是没被砸著脑袋就好了，可要是不被砸著脑袋又很难去记忆目標特徵。
“混子？”贝內特少校气极反笑，他抓起那份战损报告，“就在昨天，那个混子带著一群暴徒，用石头和那该死的管钳，报销了我们两挺刘易斯机枪，砸烂了一个宪兵岗亭，还顺便让三个皇家苏格兰团的小伙子住进了医院！其中一个脑袋上还中了黑枪！”
许克吕大概会觉得很欣慰，他自己都不知道黑枪到底有没有中，或许指的是枪柄也说不准？
贝內特少校走到窗前，看著下面熙熙攘攘的佩拉大道，打著阳伞的法兰西贵妇和穿著笔挺西装的黎凡特商人正小心翼翼地避开水坑，而在金角湾的对岸……
该死的贫民窟。
“他不是混子，是个暴民，很危险，和安纳托利亚的傢伙一样。”贝內特少校转过身，声音变得冰冷，“哈林顿將军很不高兴，我们占领这里是为了维持秩序，不是为了让他们用屁股蹭上我们的靴子。”
他拿起钢笔，在那份通缉令上狠狠划了一道。
英国人的签名反正没人看懂，无所谓了。
“把他找出来。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贝內特停顿了一下，“但如果是死的，別把脸打烂了，我得把他的脑袋掛在加拉塔大桥上，让每一个捡石头的奥斯曼人看看。”
“悬赏金额是多少，长官？”
“五百里拉。”贝內特冷哼一声，维持秩序高於一切，为此他可以处决任何人，“或者是五十英镑，对於这群连黑麵包都要掺沙子吃的穷鬼来说，这是一个连亲妈都可以出卖的价格。”
“她们早就卖了……”
这笔钱足以让一个体面的邻居、一个平时笑脸相迎的杂货店老板，甚至医学院里某个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快要饿死的学生，立刻变成出卖抵抗者的犹大。
然而就像贫民窟和佩拉大道一样，伊斯坦堡的割裂可以存在於任何地方，贝內特少校只懂得属於佩拉大道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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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已经是第三次被送回来了。
这一次，送他回来不是警察局的马车，而是一辆满是泥浆的平板手推车。
两个好心的邻居把他搀扶下来时，老人的腰弯得像是一张被拉坏的弓。
“爸爸！”蕾拉哭著衝出门，却被母亲死死拉住。
母亲泽伊內普没有哭，她的眼睛红肿，但手很稳。
她帮丈夫脱下那件被撕破了领口的旧大衣，大衣下面，体面的白衬衫上印著几个刺眼的靴印。
“他们打你了？”蕾拉捂著嘴，声音颤抖。
“没有。”哈桑坐在那把修补过的旧藤椅上，因为疼痛而吸著冷气，“只是问话，但他们不想让我坐下，也不想让我睡觉。”
连续四十八小时的站立审讯。
那些翻译官用蹩脚的土耳其语一遍又一遍地问同一个问题：许克吕在哪里？
英国人不知道暴动的头目是谁，但他们知道失踪已久的许克吕有嫌疑，类似的傢伙他们抓了不少，抓对了抓错了无所谓，能让老爷们看到他们正在为机枪暴动事件积极处理就行。
哈桑是个在財政部兢兢业业抄写了三十年税单、甚至被欠薪都不敢对上司大声说话的老实人，在那四十八小时里，老老实实的沉默著。
“喝点汤吧。”母亲端来一碗热汤，里面飘著几片薄荷叶。
太丰盛了，有点不好意思。
哈桑推开碗，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蕾拉，把灯灭了。”
“什么？”
“灭灯，把窗帘拉严实。”
房间陷入了黑暗，只有窗外的雨声。
哈桑摸黑走到墙角的柜子前，里面放著他的公文包和那把象徵他儿子身份的海军佩剑。
屋子里其实没太多家具，国家財政早就崩溃，受协约国控制，政府几乎无力支付薪水，想哈桑这样的奥斯曼旧官僚生活陷入赤贫，家產能卖的都卖了个七七八八。
即使如此，英国宪兵依然反覆搜著这间房子，把柜子里卖不出去的书扔得满地都是，甚至拆开了枕头芯子。
但他们没找到那把剑。
因为在第一次被带走之前，母亲就已经把它缝进了那个因为太大而无人问津的旧棉被里。
哈桑用剪刀拆开了棉被的一角。
那柄有著镀金护手和鯊鱼皮握把的海军佩剑滑了出来，这是许克吕从海军学院毕业时，哈桑花了半年的薪水为他定製的。
“我们要把它交给警察吗？”蕾拉小声问，她害怕了，她真的害怕哥哥会被抓住。
“不。”哈桑的声音突然变得坚硬，“奥斯曼军人的剑只有两个去处，敌人的胸膛，或者英雄的坟墓，绝不能在英国人的赃物库里生锈。”
他拿起那把剑，推开了通往后院的小门。
后院泥泞不堪，种在那里的几株西红柿早就枯死了。
哈桑不顾泥水弄脏裤腿，跪在地上，用一把生锈的铲子开始挖坑。
“许克吕没死。”他一边挖，一边低声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这个破碎的国家说，“我知道那小子没死，他会把剑拿回去的。”
哈桑不知道许克吕在做什么，或许加入了地下抵抗组织，或许去了安纳托利亚，但一定会回来。
泥土渐渐盖住了金色的护手，盖住了那个刻著奥斯曼国徽的剑鞘。
哈桑站了起来，但还是站不太直，但他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