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见笔友
  光和五年八月末,李孜启程去潁川。
  见笔友。
  郭嘉骑马跟在车旁,手里拿著一卷《韩非子》,边走边读。典韦骑著那匹黑马走在最前面,双戟在背后交叉,铁器碰撞的声音隨著马蹄的节奏叮噹作响。
  李孜放下车帘,从袖中取出一卷竹简,是昨夜没读完的《盐铁论》。
  他的目光落在“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务也”一句上,一时停住了。
  这句话,他在前世读过无数遍。
  但此刻坐在这辆顛簸的马车里,去往一个即將天下大乱的世界,这句话忽然有了另一种滋味。
  衣食是民之本。
  可这个时代的民,有多少人真的有衣有食?
  他把竹简捲起来,靠在车壁上,闭上眼睛。
  ———
  午时,车队在路边一片树荫下歇脚。
  李孜下了马车,活动了一下酸麻的腿脚。官道两旁是大片即將成熟的穀子,金黄色的穗子在风中摇晃,看起来是个丰年。
  但他注意到一件事。
  田埂上坐著一群人,男女老少都有,衣裳襤褸,面有菜色。
  他们不像是下地干活的农人——农人不会在正午坐在田埂上发呆。他们更像是逃难的人,走到这里走不动了,就停下来。
  一个老妇坐在人群最外边,怀里抱著一个孩子。那孩子大约三四岁,瘦得皮包骨头,眼睛闭著,胸口微微起伏。
  李孜走过去,蹲下来。
  “老人家,这孩子怎么了?”
  老妇抬起头,眼神浑浊,像是没听懂他的话。
  旁边一个中年妇人替她答了:“饿了。三天没吃东西了。”
  李孜皱了皱眉。
  田里的穀子就要熟了,怎么还有人饿肚子?
  “这田里的庄稼,不是你们种的?”
  中年妇人苦笑了一下:“种是种的,但这地不是我们的。租子要交六成,还得用他们家的牛和种子,剩下的四成,怎么够一家子吃到年底?今年雨水少,收成本就差,交了租子,地里那点穀子就连糠都不剩了。与其在家饿死,不如出来討一口。”
  李孜沉默了。
  他不知道这个时代的租佃关係。
  前世他在书本上读到“什五税一”“三十税一”,以为这个时代的农民负担不重。
  但那是田税。
  田税之外,还有地租——地主收六成、七成甚至八成的租子,才是真正的枷锁。
  他让赵七从车上取了些乾粮,分给这些人。老妇接过乾粮的时候,手抖得厉害,嘴里念叨著“善人善人”,浑浊的眼睛里流下两行泪。
  那个孩子没有醒。
  老妇把乾粮嚼碎了,嘴对嘴地餵给他,像一只老鸟餵雏鸟。
  李孜转过身,没有再看。
  ———
  车队继续南行。走了大约一个时辰,经过一个村庄。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屋大多是土墙草顶,有些已经塌了半边。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下坐著几个老人,目光呆滯地看著官道上的行人。
  李孜让车夫放慢速度,仔细观察。
  他看见一间屋子门口掛著一块白布——有人死了。但村子里静悄悄的,没有哭声,没有烧纸的烟气,甚至连办丧事的人都不见。
  “郭兄,你看见了吗?”
  郭嘉勒住马,看了一眼那个村子,说:“看见了。”
  “死了一个人,却没有丧事。为什么?”
  郭嘉想了想,说:“要么是人死光了,没人办;要么是死得太多了,办不过来。”
  李孜没有说话。
  他想起《后汉书》里的一句话——“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那是曹操后来写的,写的是中原大乱之后的惨状。
  但那是一二十年之后的事。现在是182年,黄巾起义前两年,天下还没有大乱,可他已经看见了“白骨”的影子。
  不是没有鸡鸣,是鸡被人吃光了。
  ———
  傍晚,车队抵达许县。
  许县比襄邑小得多,城墙低矮,城门破旧。进城的时候,李孜看见城门洞里坐著一个官吏,面前摆著一张案几,案几上堆著竹简。
  他正低著头写字,李孜多看了一眼,发现他写的是徵兵的名册。
  徵兵。
  不是征徭役,是徵兵。
  这说明朝廷已经在为战爭做准备了。
  黄巾起义还有两年,但朝廷的嗅觉比他预想的更灵敏——或者说,各地的叛乱已经多到不得不提前徵兵的地步。
  车队在城东的一家客栈落脚。安顿好之后,李孜独自走出客栈,在许县的大街上走了一圈。
  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从东门通到西门,两旁的店铺大多已经关了门。天色还没有全黑,但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几个乞丐蹲在墙根下,看见李孜走过,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
  他走到县衙门口,停下来。
  县衙的大门紧闭,门前的石狮子缺了一只耳朵。告示栏上贴著几张纸,上面写著官府的通告。
  李孜凑近看,第一张是征粮的,第二张也是征粮的,第三张是徵兵的。
  征粮。征粮。徵兵。
  三个词,概括了一个王朝末年的全部故事。
  ———
  次日清晨,李孜在客栈大堂遇见了管寧。
  他下楼的时候,大堂里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四十来岁,面容清瘦,穿一身半旧的青色长衫,正端著一碗粥慢慢地喝。他的面前放著一只竹箱,箱盖上刻著两个字——“幼安”。
  李孜心中一动。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虚人,与华歆、邴原並称“一龙”。此人以清高名世,一生不仕,东汉灭亡后避乱辽东,讲诗书,推行教化,终老於彼。
  这样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许县?
  李孜走过去,在管寧对面坐下,拱手道:“先生可是北海管幼安?”
  管寧抬起头,目光在对面这个孩子的脸上停了一下。五尺来高,青布深衣,眉目清朗,一双眼睛黑得发亮。
  “正是。公子是——”
  “陈留李孜。”
  管寧放下粥碗,仔细端详了他片刻,忽然笑了:“久仰。襄邑的神童,三岁能诵《尚书》,四岁注《论语》,五岁通《春秋》。管某在北海就听说了。”
  “先生过誉。孜不过是记性好些罢了。”
  管寧摇了摇头,目光中带著审视:“记性好的人多了,能注经的却不多。你注《论语》,不走郑康成的路,另闢蹊径,管某看过你写的几段,有新意,也有破绽。”
  李孜心头微凛。
  他的《五经正义》是口述之后让人抄录的,流传不广,管寧居然看过?
  “先生何处得见?”
  “荀文若寄给我的。”管寧端起粥碗,喝了一口,“他说陈留出了一个神童,让我评一评。”
  李孜沉默了一瞬。
  荀彧看过他的《五经正义》,还寄给了管寧。这说明荀彧对他的关注,比他以为的要深得多。
  “先生既然看过,不知有何见教?”
  管寧放下粥碗,目光直视李孜。
  “你的路子,是摒弃章句,直探本义。这个路子是对的。两汉经学,章句繁琐,皓首穷经而不得其要,早已背离圣人本意。但你有一个问题——”
  他竖起一根手指。
  “你太急於求新了。为了新而新,为了奇而奇。有些解释,固然新颖,却经不起推敲。比如你解『学而时习之』的『时』字,说是『適时』而非『时常』,固然有理,但你引《孟子》『不违农时』为证,却不知《孟子》的『时』与《论语》的『时』语境不同。此其一。”
  李孜心头一震。
  管寧说的是对的。
  他写《五经正义》的时候,確实有“求新”的心態。
  作为一个穿越者,他知道汉代经学的局限性,知道宋明理学对经学的新解释,所以他不自觉地用了后世的观点来解释先秦的经典。
  但那些解释,放在汉代的思想脉络里,確实有“凿”的痕跡——强行打通,不够圆融。
  “先生说得是。”李孜站起来,躬身一揖,“孜受教了。”
  管寧看著他,眼中的审视渐渐变成了一种复杂的情绪。他活了大半辈子,见过很多聪明的年轻人,但像眼前这个孩子这样——被当面指出错误,不辩解、不恼怒、不敷衍,而是坦然承认、躬身谢教——他没见过。
  “你今年几岁?”
  “五岁。”
  管寧沉默了一阵。
  然后他端起粥碗,一口气喝完,站起来,提起竹箱。
  “管某要走了。公子,后会有期。”
  “先生去哪里?”
  “不知道。哪里有清净,就去哪里。”
  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李孜一眼。
  “公子,你天资过人,这是上天给你的。但天资是把双刃剑,用得好了,济世安民;用不好了,误人误己。你注经求新,是好事,但新要有根。无根之新,是浮萍,风一吹就散了。”
  李孜再次躬身:“先生教诲,孜终身铭记。”
  管寧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
  三日后,潁阴。
  荀府坐落在城北一条幽静的巷子里,灰墙黛瓦,门前两棵老槐树,枝叶遮天蔽日。
  李孜递上名帖,在门口等了一盏茶的工夫。
  门房引他进去的时候,他注意到院子里有一架鞦韆,鞦韆上坐著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正被一个丫鬟推著荡来荡去,笑声清脆。
  那是荀彧的女儿,还是妹妹?他没有多想。
  正堂里,荀彧端坐在主位上。十六岁的少年,面如冠玉,目若朗星,一身月白色的深衣,腰间束著墨绿色的絛带,通身的气派不是贵气,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正。
  “陈留李孜,久仰荀君之名。”李孜拱手,不卑不亢。
  荀彧站起来,还了一礼。
  他的目光在李孜身上停留了片刻,然后落在他伸出的右手上——六根手指。
  瞳孔微缩,隨即恢復平静。
  “请坐。”
  宾主落座。侍女端上茶来,茶汤清亮,栗香扑鼻。
  荀彧端起茶盏,没有喝,目光注视著李孜。
  “公子从陈留远道而来,不知有何指教?”
  “指教不敢当。”李孜说,“孜读荀君的《申鉴》残篇,有几处不解,想当面请教。”
  荀彧眼中闪过一丝意外。
  《申鉴》是他十五岁时写的一篇政论,模仿前汉贾谊的《新书》,论的是为政之道。
  文章写完之后,他只给少数几个人看过,没有流传出去。这孩子是怎么看到的?
  “公子何处得见?”
  “郭嘉郭奉孝给孜看的。他说荀君此文,『可与贾生《新书》並观』。”
  荀彧的目光越过李孜的肩膀,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等候的郭嘉。那个瘦削的少年正倚著门框,手里拿著一卷书,百无聊赖地翻著。
  “奉孝过誉了。”荀彧收回目光,“公子想问什么?”
  李孜从袖中取出一卷帛书,展开。
  上面密密麻麻抄著《申鉴》的段落,字跡稚嫩但工整。他指著其中一段,念道:“『治乱之机,在民心的向背』。荀君此处將『民心』置於『天命』之上,与董子『天人感应』之说似有不合。敢问荀君,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笔误?”
  荀彧端起茶盏,抿了一口,放下。
  “不是笔误。”他说,“董子的学说,固然是汉室立国的根基,但董子是董子,我是我。他重天人,我重人事。天说了什么,谁知道?人想要什么,谁都知道。”
  “那荀君以为,民心向背,由什么决定?”
  “衣食。”荀彧的回答简洁而锋利,“民有衣食则安,无衣食则乱。饥寒起盗心,不是民性本恶,是饥寒逼的。”
  李孜点了点头,又指著另一段:“此处荀君说『为政者当先正其身』,这是《论语》的老话。但荀君接著又说『身正而后令行,令行而后事成,事成而后民安』。孜以为,这个序列有问题。”
  荀彧微微挑眉:“什么问题?”
  “身正,令不一定行。”李孜说,“歷史上身正的君主多了,令不行的也多了。身正之外,还要有权。没有权,身正的人不过是独善其身的君子,做不了事。”
  荀彧沉默。
  这个五岁的孩子,一针见血地戳中了他文章中最薄弱的一环。
  他写《申鉴》的时候,確实有意无意地迴避了“权”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是不敢写。
  宦官当权,外戚秉政,写“权”就是找死。
  “你说得对。”荀彧承认,“权的问题,我没有写。不是忘了,是不敢写。”
  李孜望著他。
  荀彧敢於在一个五岁孩子面前承认自己“不敢”,这份坦荡,比他的才华更让人心折。
  “荀君不敢写的,孜替荀君写。”李孜忽然说。
  荀彧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李孜从袖中取出另一卷帛书,放在案几上,推过去。
  荀彧展开,从头读到尾。
  帛书写的是《论权》,全文不过千余字,但条分缕析,將“权”的类別、来源、运用、制衡讲得清清楚楚。有些观点他闻所未闻,但仔细一想,又觉得合情合理。
  “这是你写的?”
  “是。”
  荀彧放下帛书,目光复杂地看著眼前这个孩子。
  “你五岁写《论权》,我十五岁不敢写『权』字。”他说,“李孜,你知不知道,你让我觉得这十六年白活了。”
  李孜摇头:“荀君不是不敢写,是不忍写。荀君心存汉室,不想看到权术凌驾於道义之上。孜不同。孜没有荀君的包袱,所以可以写那些荀君写不出来的东西。”
  ……
  窗外,鞦韆上的小女孩已经下来了,被丫鬟牵著往后院走。笑声渐渐远去,院子里只剩下风吹槐叶的沙沙声。
  “李孜。”荀彧终於开口,声音很轻,“你这一路从陈留来,看见了什么?”
  李孜沉默了一瞬,然后说:“看见了饿死的人,看见了卖儿鬻女,看见了征粮的告示贴了一层又一层,看见了村子里没有鸡鸣。荀君,天下还有两年太平。”
  “两年?”荀彧皱眉。
  “最多两年。”李孜说,“两年之后,天下大乱。”
  荀彧没有说话,端起茶盏,却发现茶已经凉了。他把茶盏放下,抬起头,目光直视著李孜。
  “你怎么知道?”
  “看出来的。”李孜说,“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的人,只有两条路——死,或者反。死的已经死了,还没死的,在等一个机会。”
  荀彧的手指在案几上轻轻敲了两下。
  他不是不知道这些。
  但“知道”和“从別人口中听到”是两回事。
  从李孜口中听到,尤其不一样。
  “那你以为,乱起来之后,谁能收拾这个残局?”
  李孜摇头。
  这不是一个他能回答的问题——至少不是他能现在回答的问题。
  “不知道。”他说,“但孜知道,收拾残局的人,现在已经在准备了。”
  荀彧看著他的眼睛。
  那双黑亮的眼睛里,没有孩子该有的天真,也没有戏志才所说的“天命”的狂热。那里面有一种很深的东西,像一口井,看不见底。
  “李孜,”荀彧说,“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
  “贾生。贾长沙。”
  李孜心中一震。
  贾谊,十八岁成名,二十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提出“眾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策略,被贬长沙,鬱鬱而终。明於治乱而拙於自谋,一代奇才,死於自己的锋芒。
  “荀君是在夸我,还是在警告我?”
  荀彧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著李孜。
  “都有。”他说。
  ———
  夕阳西下的时候,李孜告辞。
  荀彧送他到门口。夕阳的光洒在巷子里,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李孜,有一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讲。”
  “荀君请说。”
  “你天资过人,见识非凡,但你有一个问题。”
  李孜转过身,看著荀彧。
  “你太急了。”荀彧说,“你急著看透天下大势,急著找到答案,急著布局。但你才五岁。你有的是时间,为什么这么急?”
  李孜沉默了很久。
  他不能告诉荀彧,因为他知道时间表。他知道184年黄巾起义,189年董卓进京,196年曹操迎献帝,208年赤壁之战。他知道天下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要大乱,而他只有五岁,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他才急。
  “因为等不及。”他说,“荀君,有些事,等不及。”
  荀彧看著他,確认了一些他一直怀疑的事情。
  “走吧。”荀彧说,“天快黑了。”
  李孜登上马车,掀开车帘,最后看了荀彧一眼。
  那个十六岁的少年站在夕阳里,长身玉立,像一棵笔直的青松。
  “荀君,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马车渐渐远去。
  李孜坐在车里,闭上眼睛,脑子里反覆迴响著荀彧最后那四个字——“你太急了。”
  他知道荀彧说得对。但他改不了。
  因为他知道,时间不等人。
  郭嘉从车外探进头来:“荀彧怎么说?”
  “他说让我別急。”李孜睁开眼,“你说,他是不是已经看出了什么?”
  郭嘉想了想,说:“他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看不出?”
  李孜没有说话,从袖中摸出那块袁家的玉佩,在手里转了两圈。
  管寧说他“新而无根”,荀彧说他“太急”。
  一个让他慢下来打根基,一个让他慢下来等时机。两个人都说得对,但他做不到。
  因为他比他们多知道一件事——那张倒计时的时间表。
  车窗外,暮色四合。官道两旁的原野渐渐模糊,最终消失在黑暗中。
  李孜把玉佩收起来,靠在车壁上,闭上眼睛。
  管寧说的屯粮铸铁、沿途看见的饿殍、荀彧说的“到底该怎么救这天下”——这些碎片在他脑子里转了一路,最终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答案。
  “郭兄,”他忽然开口,“回去之后,我有几件事要你做。”
  “什么事?”
  “第一,派人去滎阳,查清楚谁在屯粮铸铁,囤了多少,养了多少人。第二,写信给荀彧,告诉他,我想借他荀家的关係,在潁川设一间书院。”
  “设书院?你五岁,设什么书院?”
  “不是我教,是请人教。”李孜睁开眼,“管幼安、邴根矩、郑康成,这些人需要一个地方安身,潁川的年轻人需要人教。荀彧需要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同道,我需要一个可以光明正大接触各方人才的地方。一间书院,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郭嘉愣了一下,隨即笑了。
  “你这个人,”他说,“五岁的身体里住了个五十岁的老谋士。”
  “是一千岁。”李孜面无表情地纠正。
  马车继续向前,朝著陈留的方向。身后,潁阴县城渐渐远去,消失在暮色中。
  李孜取出日记,借著最后一缕天光,在上面写下一行字:
  “光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潁川之行,见管幼安、荀文若。幼安教我『新要有根』,文若教我『不要急』。皆金玉良言。然时不我待,知易行难。”
  搁笔,捲起,塞进袖中。
  车外的天彻底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