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坡上宴
顾寻把那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看完了。
前后用了六天。白天看，晚上看，熄灯以后打著手电筒看。
刘建军说他疯了，一本书看这么仔细弄啥。他没解释。
看完那天是周六，宿舍里就他一个人。那三个去逛街了，说是去王府井开开眼。他没去。
他把书合上，放在枕头边，躺了一会儿。
他盯著那道裂缝，脑子里翻来覆去想著书里的那些文章。胡適的，陈独秀的，周作人的，傅斯年的。
那些人爭来爭去，爭了快一百年。爭的是啥？是文学该写啥，该咋写，该写给谁看。
他想起前世自己也写过。
写诗，写散文，写评论，写小说。写得不少，拿的奖也不少。
人家叫他作家，叫他评论家，叫他风流才子。
可他写了那么多年，写的是啥？
写的是情情爱爱，是风花雪月，是都市男女的那点事。那些东西好看，好卖，人家爱看。
他写了一辈子，赚了钱，出了名，也辜负了一辈子的人。
现在他躺在这，想著那些文章，想著那些爭了一百年的事，忽然问自己一句：你写那些，有啥用？
他答不上来。
窗外有风吹进来，凉丝丝的。秋天快到了。
他坐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蓝底白花的布包。布包瘪下去不少，钱花了快一半。他解开，把里头的钱倒出来，又数了一遍。
一百八十七块。
他想起王婆子的鸡蛋，李跛子的砖窑，二婶省下来的白面，三叔从烟锅里抠出来的零钱。
他把钱装回去，系好，又塞回枕头底下。
然后他拿出纸和笔。
铺在桌上，盯著空白的纸看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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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尖悬在纸上，没落下去。
他不知道从哪儿写起。
想写的人太多了。王婆子，李跛子，二婶，三叔，村长顾老三，母亲，妹妹。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字的，站在村口老槐树下送他的人，一张一张脸，模模糊糊的。
他闭上眼睛。
再睁开的时候，笔落下去，写了三个字：
《坡上宴》。
坡上，是李家沟村后的那道坡。坡上不长庄稼，只长草，长酸枣刺，长野菊花。小时候他放羊，就在那坡上。
宴，是送行的宴。
他走的那天，村里人在他家院子里摆了三桌。桌是借来的，凳也是借来的。各家各户端菜来，有的端一碗红烧肉，有的端一盘炒鸡蛋，有的端一盆酸菜粉条。王婆子把攒了三个月的鸡蛋全煮了，李跛子把留著过年杀的鸡宰了，二婶把准备换盐的白面拿出来蒸了饃。
没人说这是送行宴，但谁都知道是。
他坐在桌边，一碗一碗地吃。吃到后来，吃不下去了，嘴里都是苦的。
顾寻开始写。
他写王婆子。写她七十三了，腿脚不好，拄著拐棍来送鸡蛋。写她把布袋往他手里塞，说，路上吃。写她的手，像干树枝，青筋暴著。
他写李跛子。写他一跛一跛地走来，手里拿著那个军用水壶，旧的，漆都掉了，但擦得乾乾净净。写他说，井水，凉的，路上喝。写他不看他，眼睛盯著別处。
他写二婶。写她红著眼圈，把一包白面饃饃往他铺盖卷里塞。写她说，刚蒸的，趁热吃。写她转身的时候，肩膀一耸一耸的。
他写三叔。写他蹲在地上抽菸，烟锅子嘬得滋滋响。写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往他衣服口袋里塞。写他的手粗糙，全是裂口。
他写村长顾老三。写他把手搭在他肩膀上，攥了又攥。写他说，寻娃，去了京城，好好念书。写他说，念出个名堂来。
他写母亲。写她站在人群最后面，一句话没说，眼睛红著，但没哭。写她连夜缝的那个蓝底白花的布包，打了三个死结。写她追出来，往他口袋里塞两个煮鸡蛋。
他写妹妹张小月。写她站在老槐树下，穿著那件洗得发白的布衫，两只手攥著，举在胸口。写她喊，哥的声音小小的。写他走远了，回头看，她还站在那。
他写自己。
写他跪下去，给全村人磕了三个头。写他站起身，背著铺盖卷往沟底下走。写他没回头，但眼泪流了一脸。
他写坡上的那场宴。
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写在心里的。
写完了，他放下笔。
窗外的天黑了。
他不知道写了多久。手酸，眼睛涩，肚子饿得咕咕叫。可他坐在那，没动。
他把那叠纸拿起来，从头看了一遍。
字跡潦草，有的地方涂了改，改了涂。可那些字里行间，有黄土的味儿，有酸枣刺的味儿，有煮鸡蛋的味儿，有白面饃饃的味儿。
他想起钱老师说的那个问题。
你以前真没来过京城？
他没来过。
可他去过比京城更远的地方。
他去了六十年后。
他看过繁华，看过名利，看过风花雪月。他以为自己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在乎。
可到头来，他想回来的，是那个坡。
那个不长庄稼、只长草、长酸枣刺、长野菊花的坡。
他把那叠纸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黑漆漆的，只有远处几盏路灯亮著。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有几片黄的，飘下来。
他站在那，看了很久。
第二天是周日。
顾寻起了个大早，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人民文学》合订本，抱回宿舍翻。
他翻的是1980年到1984年的。一篇一篇看，看人家写啥，咋写。
刘建军凑过来看，说：“你看这弄啥？”
顾寻说：“学习。”
刘建军说：“你想往这上头投稿？”
顾寻没说话。
刘建军说：“那可是《人民文学》，全国最好的。咱刚上大一，人家能要？”
顾寻说：“试试。”
刘建军摇摇头，没再说话。
顾寻翻了一整天，把那几年的都翻完了。晚上躺床上，脑子里还是那些文章。有的好，有的一般，有的他觉得自己也能写，有的他觉得自己写不了。
他想了想，觉得《坡上宴》不比那些差。
不是技巧上的。
他前世写了六十年，技巧早就够了。
是里头的东西。
那些文章写得好，可写的都是城里的事，知识分子的事。没人写王婆子，没人写李跛子，没人写那个黄土坡上的小村子。
他想让那些人看见。
周一上午没课。
顾寻把《坡上宴》抄了一遍。抄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抄。抄完又改，改了又抄。来来回回三遍，才算满意。
他把稿子叠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京城《人民文学》编辑部收。
没有具体地址。他查了，就写这个就行。
中午吃完饭，他去了邮局。
还是那个窗口，还是那个女人。她把信接过去，看了一眼信封，又看了他一眼。
“寄哪儿？”
“京城。”
女人愣了一下，把信封翻过来看了看，笑了。
“你就是京城的，还寄哪儿？”
顾寻说：“寄给杂誌社。”
女人哦了一声，把信称了称，说：“八分。”
顾寻掏出八分钱，递给她。她贴了邮票，把信扔进旁边的筐里。
出了邮局，太阳晒著，晃眼。他往回走，走得很慢。
走到半路，他忽然站住了。
他想，那封信寄出去，会有人看吗？
那么多投稿的人，那么多稿子，编辑能看见他的吗？
他想起前世的事。
前世他也往《人民文学》投过稿。那是他成名以后，人家约他写的，不是他投的。他从来没尝过等待的滋味。
现在尝到了。
他站在路边，看著来来往往的自行车，看著那些年轻的脸。他想，那封信现在在邮局的筐里，过一会儿会被装上邮车，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扔进一个大筐里，和成百上千封稿子堆在一起。
然后有个编辑，会一封一封拆开，一封一封看。
看到他的那封，会是什么时候？
他不知道。
他继续往回走。
走了几步，他又想，要是人家不看呢？要是看了觉得不行呢？要是石沉大海呢？
他想起王婆子攒了三个月的鸡蛋，想起李跛子一块砖一分钱挣来的钱，想起二婶家的白面，想起三叔从烟锅里抠出来的零钱。
那些钱，他花了。
可他写的那些字，能对得起那些钱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得写。
不写，对不起那些人。
回宿舍以后，他没跟任何人说投稿的事。
刘建军问他干嘛去了，他说寄信。刘建军问给谁寄，他说家里。
晚上熄灯以后，他躺在那，睡不著。
天花板上的裂缝看不清了，屋里黑漆漆的。他听著刘建军的呼嚕声，听著陈建国偶尔翻身的声音，听著窗外的风声。
他想，那封信现在在哪儿？
在邮局？在车上？在编辑部的筐里？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把自己心里的话，都写在那上头了。
那些人，那些事，那个坡，那场宴。
都是真的。
比前世那些风花雪月，真一百倍。
他闭上眼睛。
睡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顾寻下课回来，看见刘建军站在宿舍门口，手里拿著一个牛皮纸信封，冲他晃。
“顾寻，你的信！”
顾寻走过去，把信接过来。
牛皮纸信封，左上角印著几个红字：人民文学编辑部。
他的手顿了一下。
刘建军凑过来看，眼睛瞪圆了。
“臥槽，真是《人民文学》？”
顾寻没说话，把信封翻过来。背面贴著一张纸，列印的几行字：
顾寻同志：
大作《坡上宴》已读。编辑部认为，该作情感真挚，笔力扎实，敘事节奏独特，有超越年龄的成熟。擬採用，刊於近期“新浪潮”栏目。具体事宜，请来编辑部面谈。
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
1985年9月15日
刘建军在旁边念了一遍，念完张著嘴，半天没合上。
“顾寻，”他说，“你他妈要出名了。”
顾寻没说话。
他把那封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然后他抬起头，看著窗外的天。
天很蓝，有几朵云，慢慢的飘。
他想起那封信寄出去的那天，他站在邮局门口，想著会不会石沉大海。
现在信回来了。
说要用。
他想起钱老师问的那个问题：你以前真没来过京城？
他没来过。
可他的字，要来了。
前后用了六天。白天看，晚上看，熄灯以后打著手电筒看。
刘建军说他疯了，一本书看这么仔细弄啥。他没解释。
看完那天是周六，宿舍里就他一个人。那三个去逛街了，说是去王府井开开眼。他没去。
他把书合上，放在枕头边，躺了一会儿。
他盯著那道裂缝，脑子里翻来覆去想著书里的那些文章。胡適的，陈独秀的，周作人的，傅斯年的。
那些人爭来爭去，爭了快一百年。爭的是啥？是文学该写啥，该咋写，该写给谁看。
他想起前世自己也写过。
写诗，写散文，写评论，写小说。写得不少，拿的奖也不少。
人家叫他作家，叫他评论家，叫他风流才子。
可他写了那么多年，写的是啥？
写的是情情爱爱，是风花雪月，是都市男女的那点事。那些东西好看，好卖，人家爱看。
他写了一辈子，赚了钱，出了名，也辜负了一辈子的人。
现在他躺在这，想著那些文章，想著那些爭了一百年的事，忽然问自己一句：你写那些，有啥用？
他答不上来。
窗外有风吹进来，凉丝丝的。秋天快到了。
他坐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蓝底白花的布包。布包瘪下去不少，钱花了快一半。他解开，把里头的钱倒出来，又数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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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王婆子的鸡蛋，李跛子的砖窑，二婶省下来的白面，三叔从烟锅里抠出来的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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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拿出纸和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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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从哪儿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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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闭上眼睛。
再睁开的时候，笔落下去，写了三个字：
《坡上宴》。
坡上，是李家沟村后的那道坡。坡上不长庄稼，只长草，长酸枣刺，长野菊花。小时候他放羊，就在那坡上。
宴，是送行的宴。
他走的那天，村里人在他家院子里摆了三桌。桌是借来的，凳也是借来的。各家各户端菜来，有的端一碗红烧肉，有的端一盘炒鸡蛋，有的端一盆酸菜粉条。王婆子把攒了三个月的鸡蛋全煮了，李跛子把留著过年杀的鸡宰了，二婶把准备换盐的白面拿出来蒸了饃。
没人说这是送行宴，但谁都知道是。
他坐在桌边，一碗一碗地吃。吃到后来，吃不下去了，嘴里都是苦的。
顾寻开始写。
他写王婆子。写她七十三了，腿脚不好，拄著拐棍来送鸡蛋。写她把布袋往他手里塞，说，路上吃。写她的手，像干树枝，青筋暴著。
他写李跛子。写他一跛一跛地走来，手里拿著那个军用水壶，旧的，漆都掉了，但擦得乾乾净净。写他说，井水，凉的，路上喝。写他不看他，眼睛盯著別处。
他写二婶。写她红著眼圈，把一包白面饃饃往他铺盖卷里塞。写她说，刚蒸的，趁热吃。写她转身的时候，肩膀一耸一耸的。
他写三叔。写他蹲在地上抽菸，烟锅子嘬得滋滋响。写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往他衣服口袋里塞。写他的手粗糙，全是裂口。
他写村长顾老三。写他把手搭在他肩膀上，攥了又攥。写他说，寻娃，去了京城，好好念书。写他说，念出个名堂来。
他写母亲。写她站在人群最后面，一句话没说，眼睛红著，但没哭。写她连夜缝的那个蓝底白花的布包，打了三个死结。写她追出来，往他口袋里塞两个煮鸡蛋。
他写妹妹张小月。写她站在老槐树下，穿著那件洗得发白的布衫，两只手攥著，举在胸口。写她喊，哥的声音小小的。写他走远了，回头看，她还站在那。
他写自己。
写他跪下去，给全村人磕了三个头。写他站起身，背著铺盖卷往沟底下走。写他没回头，但眼泪流了一脸。
他写坡上的那场宴。
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写在心里的。
写完了，他放下笔。
窗外的天黑了。
他不知道写了多久。手酸，眼睛涩，肚子饿得咕咕叫。可他坐在那，没动。
他把那叠纸拿起来，从头看了一遍。
字跡潦草，有的地方涂了改，改了涂。可那些字里行间，有黄土的味儿，有酸枣刺的味儿，有煮鸡蛋的味儿，有白面饃饃的味儿。
他想起钱老师说的那个问题。
你以前真没来过京城？
他没来过。
可他去过比京城更远的地方。
他去了六十年后。
他看过繁华，看过名利，看过风花雪月。他以为自己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在乎。
可到头来，他想回来的，是那个坡。
那个不长庄稼、只长草、长酸枣刺、长野菊花的坡。
他把那叠纸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黑漆漆的，只有远处几盏路灯亮著。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有几片黄的，飘下来。
他站在那，看了很久。
第二天是周日。
顾寻起了个大早，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人民文学》合订本，抱回宿舍翻。
他翻的是1980年到1984年的。一篇一篇看，看人家写啥，咋写。
刘建军凑过来看，说：“你看这弄啥？”
顾寻说：“学习。”
刘建军说：“你想往这上头投稿？”
顾寻没说话。
刘建军说：“那可是《人民文学》，全国最好的。咱刚上大一，人家能要？”
顾寻说：“试试。”
刘建军摇摇头，没再说话。
顾寻翻了一整天，把那几年的都翻完了。晚上躺床上，脑子里还是那些文章。有的好，有的一般，有的他觉得自己也能写，有的他觉得自己写不了。
他想了想，觉得《坡上宴》不比那些差。
不是技巧上的。
他前世写了六十年，技巧早就够了。
是里头的东西。
那些文章写得好，可写的都是城里的事，知识分子的事。没人写王婆子，没人写李跛子，没人写那个黄土坡上的小村子。
他想让那些人看见。
周一上午没课。
顾寻把《坡上宴》抄了一遍。抄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抄。抄完又改，改了又抄。来来回回三遍，才算满意。
他把稿子叠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京城《人民文学》编辑部收。
没有具体地址。他查了，就写这个就行。
中午吃完饭，他去了邮局。
还是那个窗口，还是那个女人。她把信接过去，看了一眼信封，又看了他一眼。
“寄哪儿？”
“京城。”
女人愣了一下，把信封翻过来看了看，笑了。
“你就是京城的，还寄哪儿？”
顾寻说：“寄给杂誌社。”
女人哦了一声，把信称了称，说：“八分。”
顾寻掏出八分钱，递给她。她贴了邮票，把信扔进旁边的筐里。
出了邮局，太阳晒著，晃眼。他往回走，走得很慢。
走到半路，他忽然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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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尝到了。
他站在路边，看著来来往往的自行车，看著那些年轻的脸。他想，那封信现在在邮局的筐里，过一会儿会被装上邮车，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扔进一个大筐里，和成百上千封稿子堆在一起。
然后有个编辑，会一封一封拆开，一封一封看。
看到他的那封，会是什么时候？
他不知道。
他继续往回走。
走了几步，他又想，要是人家不看呢？要是看了觉得不行呢？要是石沉大海呢？
他想起王婆子攒了三个月的鸡蛋，想起李跛子一块砖一分钱挣来的钱，想起二婶家的白面，想起三叔从烟锅里抠出来的零钱。
那些钱，他花了。
可他写的那些字，能对得起那些钱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得写。
不写，对不起那些人。
回宿舍以后，他没跟任何人说投稿的事。
刘建军问他干嘛去了，他说寄信。刘建军问给谁寄，他说家里。
晚上熄灯以后，他躺在那，睡不著。
天花板上的裂缝看不清了，屋里黑漆漆的。他听著刘建军的呼嚕声，听著陈建国偶尔翻身的声音，听著窗外的风声。
他想，那封信现在在哪儿？
在邮局？在车上？在编辑部的筐里？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把自己心里的话，都写在那上头了。
那些人，那些事，那个坡，那场宴。
都是真的。
比前世那些风花雪月，真一百倍。
他闭上眼睛。
睡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顾寻下课回来，看见刘建军站在宿舍门口，手里拿著一个牛皮纸信封，冲他晃。
“顾寻，你的信！”
顾寻走过去，把信接过来。
牛皮纸信封，左上角印著几个红字：人民文学编辑部。
他的手顿了一下。
刘建军凑过来看，眼睛瞪圆了。
“臥槽，真是《人民文学》？”
顾寻没说话，把信封翻过来。背面贴著一张纸，列印的几行字：
顾寻同志：
大作《坡上宴》已读。编辑部认为，该作情感真挚，笔力扎实，敘事节奏独特，有超越年龄的成熟。擬採用，刊於近期“新浪潮”栏目。具体事宜，请来编辑部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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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在旁边念了一遍，念完张著嘴，半天没合上。
“顾寻，”他说，“你他妈要出名了。”
顾寻没说话。
他把那封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然后他抬起头，看著窗外的天。
天很蓝，有几朵云，慢慢的飘。
他想起那封信寄出去的那天，他站在邮局门口，想著会不会石沉大海。
现在信回来了。
说要用。
他想起钱老师问的那个问题：你以前真没来过京城？
他没来过。
可他的字，要来了。